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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专题 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5)
一、历史轮廓与历史走向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强占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但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前,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民族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摈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内战在事实上基本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开始改善。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督促下,1937年9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抗日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以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而中国共产党提出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1937年8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1940年3月,他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 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1945年8月,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逼近日本本土。8月8日,前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列主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相结合,不但提出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还独立领导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挺进敌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创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了持久抗战,成为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党的政治威信提高,党和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联系。围绕抗日战争这个中心任务,在抗日根据地内加强了民主、法制和经济建设:一是实行精兵简政;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合作共事;实行民主选举、监督、罢免制度,培养了一支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二是在陕西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建立起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三是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左”、“右”倾错误,使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则明确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重大历史事件 1、“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7月8日,日军继续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当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晚上经双方协议,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宛平由保安对接防,日军撤至丰台,但日军在10日又发动进攻。日军的猖狂进攻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当华北战事一天天扩大的时候,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对上海发动了进攻。宛平城的枪声掀开了全民抗日的序幕。 2、平型关战役 1937年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兵分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 9月23日,第115师派出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以钳制和打击增援平型关之日军。24日夜,又以3个团的兵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等待来犯之敌。 25日7时许,日军第5师团(板垣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全部进入设伏地域,八路军预伏部队居高临下,迅速向敌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敌军的车辆自相碰撞,人仰马翻,乱成一团。这时,我军战士勇猛地冲向公路,对敌实行分割围歼,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经过一天的激战,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 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在当时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3、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是指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徐向前等22人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报告,张闻天作了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指出国共两党的争论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会议认为,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作战,必须经过持久作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会议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对八路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红军作战形式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4、台儿庄战役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 1938年3月24日,日本侵略军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28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31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29日,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严令汤恩伯部南下,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31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的敌人完全包围。4月3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击。日军拼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濑谷支队。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外,被围之敌全部被歼。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取得了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此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5、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袭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这次战役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6、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的新四军军部所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磨擦活动。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皓电”。“皓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种种攻击和诬蔑,并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对国民党顽固派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中共中央军委还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7、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进城后,对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六个多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日军在疯狂杀戮的同时,还大肆奸淫妇女,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焚烧和破坏。据不完全的统计,集体屠杀中国军民19万余人,零散杀害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达15万多具,被屠杀总数达30万人以上。 这场大屠杀,是在日本当局策划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战犯的指挥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野蛮,令人发指。 南京暴行发生之后,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正义人士的极大愤怒和谴责。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廷谴责日军“把南京变成一座恐怖的城市”。 8、汪精卫叛国投敌与汪伪政权 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宣告了日本侵略者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计划的破产。日本帝国主义因而改变了战略方针。它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政府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1938年12月,经过周密策划,汪精卫潜离重庆,飞抵昆明,逃往越南河内。随同叛逃的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等。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通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诱降声明。第二年,汪精卫到日本进行卖国交易。随后,他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接着,汪精卫又在上海与日本秘密签约即《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指使下,汪精卫将北平、南京的傀儡政权合于一体,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华政策的产物和工具,它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帮助日本侵略者加强对我国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并且组织伪军进攻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汪精卫叛国以后,延安抗日军民召开讨汪大会。国统区各界人民也纷纷集会,一致讨汪。蒋介石集团也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随着日帝国主义的失败,汪伪政权也随之瓦解。 9、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1941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 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5月19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严肃地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同年七八月间,党中央相继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从此开始。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全党全军范围内的整风逐步展开。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延安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学习文件,掌握精神实质,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其中尤以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核心。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党的历史上各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做出了公正的批评和结论。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彻底揭露、批判和清算了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延安整风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0、党的七大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 在“七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由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代表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的。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三、重要历史人物 1、项英 原名德隆,湖北武昌人,1898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出身工人,1921年冬参加中华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工作。1922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8月,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总干事,负责总工会和各地工会的筹建组织工作。1923年2月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是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6月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后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参加反击夏斗寅叛变的斗争。1928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不久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随后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1929年11月,在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后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1934年夏任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赣南军区司令员。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中央根据地的军民继续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0月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先后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在突围转移过程中被叛徒杀害。 2、叶挺 广东归善(今惠阳)人。1896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新四军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参加援闽粤军。1924年被派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从此所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部队。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部长驱直进,连战皆捷,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时,担任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5日即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于7日复电,称赞他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决定接受他入党。4月8日,由重庆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时年50岁。 3、左权 湖南醴陵人,1905出生,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左权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他参与指挥所部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4、杨靖宇 河南省确山县人,1905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日军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5、张思德 四川省仪陇县人,1915年生,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着深厚感情。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中创造一人夺得2挺机枪的战绩,先后3次负伤。1938年任中央军委警卫营通信班长,工作认真负责,在带领全班完成机要通信、站岗放哨、开荒生产和建窑烧炭等各项任务中,成绩优异。1942年11月部队整编,调中央警卫团第1连当战士。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在毛泽东内卫班执行警卫任务。每次执行保卫任务,他都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织草鞋,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 1944年,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被选为农场副队长。7月,进陕北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每到出炭时都争先钻进窑中作业。在他的带领下,烧炭任务提前完成,他继续留守在山里等候运输木炭。在此期间,他还热情地为附近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9月5日,他再次上山,想为一位农村老大娘烧些木炭,不幸炭窑崩塌,壮烈牺牲,时年29岁。 9月8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6、陈嘉庚 福建同安人,1874生,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一带名闻遐迩的华侨企业家、“橡胶大王”。 他少年时期赴新加坡随父经商,从事菠萝种植、加工和橡胶业、制造业等获得成功。跟许多海外爱国华侨一样,陈嘉庚致富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除曾加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以及倾资兴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冀望“教育救国”外,还在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义无反顾地领导华侨社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亲任主席。翌年10月10日,他又联络南洋英、美、法、荷等各属殖民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推举为主席。作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最高领袖,陈嘉庚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为鼓励侨胞多寄赡家费、增加祖国外汇,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陈嘉庚都无不殚精竭虑,逐一谋划、落实。1939年,他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所急需的战略物资。陈嘉庚十分关心祖国抗日阵营内部的团结,1938年10月,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从新加坡发电报,向重庆国民参政会提出“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的提案,予汪精卫妥协投降势力以当头痛击,轰动一时,被引为美谈。1940年,他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延安等地,并发表演讲,盛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蒋介石国民党所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侵,他以年近七秩之身被迫隐居印尼玛琅一学生家中。为防落入日寇魔爪,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粒氰化钾备用,并坦然自若地说:“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作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铮铮铁骨,令人钦仰! 7、张自忠 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891出生,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中战死的最高军队将领。1908年,入临清中学堂读书。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1914年秋,张自忠投奔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20师第39旅第87团临清同乡车震部下当兵,历任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1933年,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向中国南部进犯。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率第29军抗击向长城各要塞进犯的日军,他率部队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与日军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自忠被任命为第59军军长,并对所部官兵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1940年4月,日军再次集中30万兵力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中将军衔的张自忠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5月6日晚,张自忠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张自忠率2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围攻。激战中,张自忠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后,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将其运往重庆。灵柩运到重庆时,蒋介石率全体军政委员前往码头迎接,并为之举行了国葬。冯玉祥亲自为张自忠题写了“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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