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专题 解放战争时期

（1945-1949）

一、历史轮廓与历史走向
　　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努力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并试图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积极准备内战。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方针。人民解放军在这些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前８个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４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也逐步高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
　　从1947年7月起，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迅速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与此同时，在解放区彻底实行了土地改革，开展了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地区。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对取得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为了早日结束战争，4月1日， 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但是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谈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随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 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３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625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年10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二、重大历史事件
　　1、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通过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疯狂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但蒋介石对立刻发动全面内战还有顾忌。因此，他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了有利于揭穿美蒋和平阴谋，有利于团结教育全国人民，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在表面上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不得不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地位，不得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却坚决不予承认。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争取到了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重庆谈判期间，军事斗争紧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多次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特别是在山西长治地区实施的上党战役，一举歼灭了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损失阎锡山兵力的三分之一，给国民党统治集团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的地位。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予以发表。《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但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以及接受日军投降等问题上双方仍存在着尖锐的分歧。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由于仍无结果，周恩来等于11月25日暂返延安。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2、“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保持高度警惕，领导解放区军民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应付内战的准备。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在9月19日和10月28日的指示中，命令山东部队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由南向北转移，以集中力量，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多人的部队和2万多名干部进军东北，开创东北根据地，各大战略区部队进行整编，全军共组成27个野战纵队(含相当于纵队的师)另6个野战旅、14个炮兵团，全部野战军60余万人，另有地方军及后方机关66万余人，民兵220万余人，从组织上实现了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在大批部队迅速北移的同时，又及时地将分散于国民党统治腹心区域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加强了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的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利的战略态势。事实证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一项正确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决策。
　　3、中原突围
　　中原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新四军第5师和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鄂、豫、皖 、湘、赣五省交界地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成为国民党军从大后方进军华东、华北和东北的战略枢纽。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部署进行内战的兵力，蒋介石调集了20多个师，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并先后占领鄂中、襄西、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地，企图消灭中原军区的部队，打通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和东北进军的通道。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10个整编师，约30余万人的兵力，首先对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致使全面内战爆发。
　　中原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保存力量，争取主动，除以一部分武装分散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外，主力在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等军区领导的率领下，于6月底分两路向西突围。右路突围部队为第2纵队第13旅、第15旅、第359旅、干部旅及中原军区 机关共1.5万余人，在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的率领下，于6月29日晚越过平汉路，7月下旬进入陕南，同陕南游击队会合，8月3日组成豫陕鄂军区（其中第359旅于8月31日突围返回陕甘宁解放区）。左路突围部队为第1纵队（欠一个旅）、第2纵队第15旅（欠一个团）共1万余人，在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的率领下，于7月1日越过平汉路向西突进，25日到达鄂西北房县地区，8月27日组成鄂西北军区。担任掩护主力突围的第1纵队第1旅7千余人，为吸引敌人，向东突围，于7月下旬进入苏皖解放区，后编入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华中野战军第13旅。
　　中原军区部队的成功突围，打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封锁和包围，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这一行动不仅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原军区部队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军30多个旅的兵力，并将其大部调往豫西、陕南，从战略上有利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
　　4、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
　　1946年6月下旬，由美国政府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在自认为内战准备已经就绪后，便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展开。蒋介石凭借430万军队和优势装备，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解放军，尔后消灭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军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按照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经过8个月作战，解放军虽放弃了105座城市，但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国民党军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而于1947年3月改取“重点进攻”，并将进攻重点置于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北解放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在陕北和山东战场继续实行防御作战，拖住并逐批歼灭进攻之国民党军；而在东北、晋察冀、豫北、晋南各战场展开反攻作战。3月19日，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随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入晋察冀地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解放军在3至6月的4个月内，又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连同前8个月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余人，俘将级军官202名。
　　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再次被粉碎，从而使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人民解放军的巨大变化。
　　5、 挺进大别山与战略反攻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来的内线作战,国民党反动派同革命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决定：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反攻。中共中央规定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从而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选择中原地区作为突破口,战略进攻的方向是大别山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当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对解放军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三军配合：首先以晋冀鲁豫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于1947年6月30日夜在鲁西南地区横渡黄河，进行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于8月7日分三路南进，越过陇海路，涉越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等障碍，经过二十多天的行军作战，跃进1000多里，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区。随即一面作战，寻机歼敌，一面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到11月下旬，即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使刘邓大军初步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其次，是以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于8月22日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实行战略反攻；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挥师鲁西南，并于9月率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经过一个月的作战，解放县城24座，恢复和发展了豫皖苏边地区。两翼牵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从而掩护陈谢兵团挺进豫西的战略行动；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从而掩护我军主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6、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东北战场是全国五大战场中我正规军数量超过国民党正规军数量并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第一个战场。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制订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规定了主力南下北宁线（今京沈铁路），攻克锦州，把敌人关在东北就地歼灭的作战方针。开始时，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不愿南下锦州作战，企图回师长春。在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了林彪在攻锦（州）打援问题上的犹豫之后，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集中了12个纵队和１个炮兵纵队，连同各独立师共53个师，70余万人，发起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第四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开始攻锦作战。蒋介石急忙调集华北、山东的一部分兵力组成东进兵团，并以沈阳主要兵力组成西进兵团，两路增援锦州。解放军在塔山、虹螺岘一线对敌东进兵团进行英勇阻击；敌西进兵团也被解放军顽强阻击于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近9万人，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锦州的解放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东北国民党军队向关内的退路已被切断。蒋介石仍严令廖耀湘率领西进兵团夺回锦州。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包括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的廖兵团。10月26日完成对廖兵团的分割包围。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该敌十万人，生俘廖耀湘。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人民解放军从此在数量上也对国民党军队有了优势，使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7、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分路南下。8日，国民党军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余人战场起义。10日，我军把黄伯韬兵团分割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经过10天逐村恶战，至22日全歼敌军10万余人，并击毙了敌兵团司令黄伯韬。同时，中原野战军为配合作战，出击徐（州）蚌（埠）线。11月16日，攻克宿县，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11月23日，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了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12个师。28日，蒋介石被迫决定徐州守军作战略退却。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撤至蚌埠，副总司令杜聿明留在徐州指挥。12月1日，敌弃徐州向西南逃窜。４日，华东野战军追击部队将徐州逃敌包围。６日，敌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即被歼灭，孙元良只身潜逃。同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集中９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经过激战，至15日全歼敌12万余人，生俘黄维。此后，为配合平津战役，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部队进行了20天休整。第三阶段，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４天战斗，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30万人，俘获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逃脱。
　　这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60万人，敌军先后出动兵力80万人，历时65天，共歼敌55.5万余人，使蒋介石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干净，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8、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三个战略性进攻战役，也是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大战役。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一百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不久，从1948年11月23日起，就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挥师入关。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并调动原驻天津、塘沽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十二、九十四、一○五军进到北平地区。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在新保安歼灭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在张家口歼敌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一○五军5.4万余人。1949年1１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３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当东头的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东北野战军集中５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在刘亚楼指挥下，经过29个小时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天津国民党守军10个师13万人全部被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天津解放后，塘沽守敌乘船南逃。
　　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同傅作义接触。由于解放军力量的强大和作战部署的迅速完成，由于中共的耐心工作和各界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旨，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傅部移动完毕，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相当时间，在董其武率领下于1949年9月通电起义，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便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9、渡江战役与国民党政权的瓦解
　　三大战役结束后，蒋军主力已被歼灭。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在美国的策划下，一面与中共假和谈，一面部署江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我南进。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先后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发起渡江战役。我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无锡、镇江等城，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我军全线渡江后，蒋介石为了避免其江防部队被分割围歼，令所有部队火速向浙赣路、杭州、上海方向撤退，企图控制皖浙赣山区，构成新防线继续顽抗。据此，我东集团和中集团于27日在吴兴会师后，29日在广德地区全歼敌５个多军。接着分路追击，于5月3日解放杭州。西集团突破江防后，以徽州、上饶、贵溪为目标，多路向南追击，5月7日控制了浙赣路，切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粉碎了敌组织新防御线的企图。5月14日，第四野战军从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之间一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南渡长江，16日、17日解放武汉三镇。22日，第二野战军一部解放南昌。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全国最大城市上海。6月1日，我军乘胜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是继三大战役后，我军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此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多人，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苏、浙、赣、皖、闽、鄂广大地区。这一胜利，为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10、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日到13日，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３月５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定了“在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任务；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明确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凶恶的敌人。全会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最后，全会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方面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这次会议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重要历史人物
　　1、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1911年武昌起义后，参加湖南的新军。1914年至1918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成立新民学会，组织会员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同年冬到北京，在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主编《湘江评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和秘书。1924年国共合作后，先后出席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1926年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骨干。1925年至1927年，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1927年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随后率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与朱德、陈毅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0年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1930年底开始，他和朱德等一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他被迫离开党和军队领导岗位。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途中，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7年，他写出《实践论》、《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38年，他写了《论持久战》等著作，为党制定了进行抗日战争的正确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1940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6年4月，他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70年代，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促成了中美关系的好转，打开了对外工作的新局面。
　　1976年9月9日，他在北京病逝。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仍然是第一位的、不可磨灭的，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党的指导思想。
　　2、朱德
　　朱德（1866-1976），字玉阶，四川仪陇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1927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同年4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春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１月，在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严正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转战晋察冀鲁豫等省，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0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对发展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后又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4月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3、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1917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1927年3月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等成功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12月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四次“围剿”。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