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专题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

（1949—1982年）

一、历史轮廓与历史走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许多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军事上，人民解放军在不到半年的追歼战中横扫残敌，解放了除台湾及沿海一些岛屿以外的全国大陆，并于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进行了英雄的抗美援朝战争；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制止了通货膨胀，实现了全国财经的大统一,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平稳和迅速的发展轨道。　
　　在实施“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我国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了空前深刻而广泛的变动，即在过渡总路线指导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党的八大，制定了较为正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但党在八大以后的二十年历史中，却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一次是“大跃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但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引发了全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成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
　　二、重大历史事件
　　1、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赴朝进行的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政府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兵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对此，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此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国开展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活动，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战役，把敌军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为停战谈判和取得朝鲜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后，又经过两年的时间，中朝军队以革命的两手对付侵略者的反革命两手，终于迫使美国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３年零32天的朝鲜战争结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109万多人，其中美国侵略军39.7万多人，击毁敌机、敌舰和缴获各种战略物资无数。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鼓舞了我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2、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2年底到1953年初，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抗美援朝可望结束；土地革命的任务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提前实现预定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1953年12月，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简称“一体两翼”，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总路线的两翼。其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体现了变革生产关系同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
　　3、三大改造
　　三大改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中共八大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大会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第一，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大会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第二，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三，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
　　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但是，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毕竟取得了初步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5、社会主义总路线
　　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规定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国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左”的错误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得到全面纠正。
　　6、反右倾斗争及其扩大化
　　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1959年，毛泽东发动了批判彭德怀等人所谓反党集团“反右倾”的斗争。这就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分析了产生“左”的错误的原因，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建议。这封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毛泽东却认为彭德怀写这封信是向他和党中央“下战书”。对会上支持彭德怀意见的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毛泽东认为是结成了“军事俱乐部”。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文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会议决定把彭黄张周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的职务，以观后效。
　　会后，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这场运动的重点虽是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军区、各省地县领导机关，但也进一步扩大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全国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00多万人。反右倾斗争进一步扩大化。
　　这一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讲真话的同志，支持了搞浮夸、说假话的风气，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经济上中断了对“左”的错误的纠正，使1958年以来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重新泛滥起来，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全国进入1959—1961年的极端困难时期。
　　7、“大跃进”运动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中央在总路线提出后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会上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从而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
　　8、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期间对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邓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1969年，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1971年9月，林彪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结果机毁人亡。林彪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任务仍然是批“极右”。1973年召开的十大继续沿用“左”倾错误，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四人帮”集团借所谓“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但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然而，这期间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特别是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英勇顽强的斗争，并最终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9、“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林彪加紧进行“抢班夺权”的罪恶活动。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企图攫取国家主席的位子，最终失败。篡权失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始策动武装政变。1970年10月，其子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纪要》指责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是当代暴君；并阴谋策动武装政变。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召集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联系、配合和协同作战的负责人。9月，林彪察觉其密谋夺权之事即将败露，决定谋杀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企图乘毛泽东专列停留上海之际动手杀害毛泽东，后又密谋炸毁苏州附近的铁路桥谋害毛泽东，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林彪、叶群同时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作准备。
　　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对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林彪慌忙中做出决定，13日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得知周恩来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十分惊慌，他们判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左右驾机外逃。岂知途中油料用尽，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0、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亦称“四五运动”，是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当晚九时半，北京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错误地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4月7日，毛泽东错误地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错误地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做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做出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的决定。
　　“四五运动”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并波及到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11、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是指由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4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结成的反党小集团，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和发展中逐步产生形成的。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张春桥名列副组长的高位，姚文元为成员。江青等人利用并控制了“中央文革”的领导权，在其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使其成为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文化大革命”权力指挥中心。同时，到处煽风点火，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左思潮，开始建立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帮派体系，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阴谋活动。1972年9月，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由上海市调到中央，参加党的十大筹备领导工作，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标志着江青“四人帮”集团的初步形成。在1973年8月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标志着江青集团在党内的崛起。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权准备。面对江青集团咄咄逼人的气焰，老一辈革命家认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特别是叶剑英、李先念等，主动与当时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地位又资历较浅、面对江青等人的施压正在寻求支持的华国锋联系沟通，最终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取得相互支持的共同认识。经过一系列磋商和准备，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内，华国锋、叶剑英等事先赶到，对一一赶来参加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事宜为中心内容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宣布隔离审查，江青也在自己住所被单独处置妥当，整个过程没费一枪一弹。“四人帮”的粉碎，挽救了党和国家，也结束了十年内乱。
　　12、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粉碎“四人帮”后，如何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解脱出来，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开始有限度地纠正一些错误，但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的口号，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两个凡是”的口号一提出，就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批评。　　　　1977年12月，胡耀邦在参加中央党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研室提出的中共党史教学计划时，提出了进行党史研究的两条重要原则：一条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另一条是实践标准。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当天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文章立即在全国引起反响，有赞成的，也有指责的，从而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两种思想观点的尖锐对立，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次大讨论中也纷纷表明自己的观点。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对真理标准讨论做出结论，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这个结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接受。事实证明，1978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
　　1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于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另有9人因工件需要列席会议，共290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全会时间不长，但由于准备充分，指导思想明确，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二是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全会分析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三是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集中精力首先抓农业。四是强调健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解决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五是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决定健全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的纪律，纠正一切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做法，并在组织上作了重大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问题，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面恢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开展，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胜利完成。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宣告，我国已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三、重要历史人物
　　1、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湖南湘潭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16年进入湖南湘军当兵。1922年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1923年毕业，任湘军连长。1926年任营长，不久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冬任代理团长。1928年1月任团长。同年4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毅然选择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率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参与指挥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功勋。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lO月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1936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东征和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秋，在华北组织发动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1943年9月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华北敌后抗战。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放弃延安后，指挥3万部队在陕北与敌23万人周旋作战，连战皆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西北五省。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经过著名的五次战役，粉碎了美军对朝鲜北部的进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2年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5年重新工作，被任命为“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多次被游斗。1974年11月29日逝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他是一代名将，毛泽东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2、王进喜
　　王进喜(1923-1970) ，甘肃玉门人，是新中国第一批石油钻探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入玉门石油公司当工人，建国后历任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队长、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并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一面火红的旗帜。王进喜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被誉为油田铁人。1959年，王进喜在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王进喜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9年，他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个大气包，他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人们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烧的煤气。”这话像锥子一样刺痛了他。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地一下子都落到了自己肩上。”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
　　1960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王进喜从西北的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来，加入了这场石油大会战。一到大庆，呈现在王进喜面前的是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问题。但王进喜和他的同事下定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钻机到了，吊车不够用，几十吨的设备怎么从车上卸下来？王进喜说：“咱们一刻也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运到井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用滚杠加撬杠，靠双手和肩膀，奋战３天３夜，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矗立荒原。这就是会战史上著名的“人拉肩扛运钻机”。要开钻了，可水管还没有接通。王进喜振臂一呼，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里破冰取水，硬是用脸盆、水桶，一盆盆、一桶桶地往井场端了50吨水。经过艰苦奋战，仅用５天零４小时就钻完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生产井。在重重困难面前，王进喜带领全队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苦干５天５夜，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在随后的10个月里，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和1202钻井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双双达到了年进尺10万米的奇迹。在那些日子里，王进喜身患重病也顾不上去医院；几百斤重的钻杆砸伤了他的腿，他拄着双拐继续指挥；一天，突然出现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粉，王进喜当即决定用水泥代替。成袋的水泥倒入泥浆池却搅拌不开，王进喜就甩掉拐杖，奋不顾身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井喷终于被制服，可是王进喜累得站不起来了。房东大娘心疼地说：“王队长，你可真是铁人啊！”“铁人”的名字就是这样传开的。王铁人为发展祖国的石油事业日夜操劳，终致身心交瘁，积劳成疾，于1970年患胃癌病逝，年仅47岁。
　　王进喜干工作处处从国家利益着想，重视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加速油田建设，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建立责任制，认真负责，严把油田质量关。他留下的“铁人精神”和“大庆经验”，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3、陈永贵
　　陈永贵 (1915- 1986），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手上长满老茧，头包白羊肚毛巾，半文盲，不拿工资只有部分生活补贴，从基层到中央层层有职位的政府副总理。
　　陈永贵出身贫农，6岁时随父迁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不久其父自缢身亡，陈寄居在一寡妇家中靠当长工为生，在土改运动中，他以毫不妥协的“受压迫者”身份带领大寨的贫雇农分掉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被石山包围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1964年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的造反派向省政府夺权，周恩来接见陈永贵时授意“你们也可以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嘛”。于是陈永贵同已经被打倒的原山西省委书记刘格平等人组织自己的造反组织，名为“晋中野战军”，为夺取山西政权同另一派“总司派”展开大规模武斗。1969年，陈永贵被选为九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开始进入中央政治领导层。1972年，时任山西一把手的军队代表谢振华，利用周恩来主导的反对左倾的运动，要求将核算权从大队降到生产队，以减弱陈永贵的权限，陈永贵坚决反对，坚持在昔阳县反右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谢振华被调离山西。1973年，在十大上，为了弥补林彪等人倒台后遗留的空缺，陈永贵等人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1975年1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陈永贵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兼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共晋中地委书记兼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兼大寨党支部委员。当时副总理的工资为每月400多元，并且无论在哪里视察，都得按照规定自缴饭费和粮票，陈永贵不领工资，只挣在大寨的工分，无法承担伙食费，所以政府另行补助他每月120元“生活补贴”。在中央工作期间，他紧跟周恩来和华国锋，和四人帮形成对立。他没有文化，不能很好地应对政府工作，因此请求在工作期间以1/3时间到全国调查，1/3时间回大寨务农，剩余1/3时间留在中央工作，受到毛泽东的批准和肯定。
　　4、雷锋
　　雷锋（1940-1962），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的一家被万恶的旧社会弄得家破人亡，在短短的四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哥哥、弟弟五位亲人被逼迫相继死去，小雷锋不满七岁就成了孤儿。1949年，雷锋的家乡解放了，雷锋这个孤儿才苦尽甜来翻了身，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雷锋深知：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他幸福的生活，送他上学，培养他成长。因此，他怀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无限深情，党指向哪里他就战斗到哪里。斗地主、闹土改、搞合作化，他都奋勇当先。在学校里，雷锋一直是大家称赞的好学生。1956年，雷锋高小毕业，先后在乡政府当通信员，在县委当公务员，在团山湖农场开拖拉机。1957年，他加入共青团。在参加根治沩水河的工程中，被评为工地模范。1958年，他来到鞍钢参加工业建设，当一名推土机手，又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红旗手和标兵。1960年，雷锋参加解放军。参军后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团营嘉奖多次，被评为节约标兵，沈阳部队工程兵领导机关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1960年11月，雷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6月，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年8月15日，雷锋同志在辽宁省抚顺市不幸因公殉职，年仅22岁。
　　雷锋的一生，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一生。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成为整整几代人的学习榜样。由于他热心辅导少年先锋队，1963年3月23日，共青团中央特决定追认他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5、焦裕禄
　　焦裕禄(1922-1964),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人，出生于贫农家庭，1946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本县区武装部工作。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到河南尉氏县工作。1953年到1962年，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担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12月，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他上任之后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踏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区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县委强行送进医院。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裕禄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随后，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通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四、宝山党史（1949-1982）
　　1、（1949-1982）宝山党史大事记
　　1949年，5月26日，宝山全境解放。28日，中共宝山县委县政府的全体人员进入宝山县城，着手接管工作，县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和民运部。6月初，县、区、乡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帮助群众安排战后生活。7月24日，台风暴雨大作延续20多小时造成百年来罕见的损失。7月下旬县政府组织抢修海塘，抗御特大台风侵袭，抢修在台风中遭到严重损坏的17公里海塘。8—9